配资门户平台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宏：科研不能靠钱堆出来，别让“帽子”绑架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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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观察报记者张铃

8月13日，2026年未来科学大奖公布获奖名单。凭借在细胞自噬领域的开创性贡献，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张宏获得“生命科学奖”。

这一天，张宏收到很多科学家的贺信，其中包括中国科学院院士王志珍的。除了祝贺他获奖，王志珍还说，“你在学术界的责任就更大了”。张宏回复：“我一定坚守自己的职责。”

张宏所说的“职责”，是说真话，是站出来为科研文化和科研生态的改变而发声。

这位长期从事基础研究的科学家，近两年越来越频繁地谈论科研评价、资源分配，以及年轻科学家的困境。“如果资深科学家不站出来发声，年轻科学家又会怎样？”他说。

获奖当天，张宏在办公室接受了包括经济观察报在内的多家媒体群访。张宏办公室墙上挂着一幅字——无欲则刚。这是他来到生物物理所时挂上的。他说，这几个字是用来提醒自己，不要忘记初心，不要去追求那些虚无缥缈的东西，要知道什么该坚持、什么该放弃。

科研不能靠钱堆出来

这两年，之所以选择持续为科研文化、科研生态发声，是因为张宏看到科研文化被一些科学家带偏了，需要有一些不同的声音出来，科学没有标准答案。

他特别谈到两位科学家对自己的影响。

一位是王志珍。王志珍很早就鼓励他就科学诚信问题发声，一直鼓励他说真话。

另一位是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的袁钧瑛。以前，张宏也会觉得，有些话还是不说为好，不说假话，但可以选择不说话。袁钧瑛对他说，她有一段时间也觉得，很多话说出来会得罪人，但发现不说会睡不着觉，后来她想，反正话说出来，不管别人怎么评判，至少晚上能睡个安稳觉。

2025年12月，张宏在《知识分子》发表《“资源型科研”正在摧毁中国的科研文化》一文，直指一种他认为正在蔓延的科研模式：用资金、人力和规模堆砌成果，用论文换来“帽子”，再用“帽子”换取更多资源，最终形成一个让原创性研究越来越难以生长的循环。这篇文章在科学界引起广泛讨论。

张宏所说的资源型科研，指的是简单地垒砌资源。比如，有的人不知道做单细胞测序有没有用，有钱，就去做，做几万、几十万个样本，然后罗列出一堆结果。可这些结果最终没有真正回答科学问题。

张宏曾参与一些国家基金的评审，脑计划是其中之一。参加脑计划考核评审时，他看到有些科研经费被肆无忌惮地花掉，触目惊心。“饶毅对前期脑计划有很多意见，我参加评审后，才切切实实感受到他所抱怨的到底是什么。很多基金的分配是没有底线的，完全违背了科学的初心。”

在他看来，很多人没有把使用国家科研经费推进中国科学发展当作一种责任，这也是他反对资源型科研的原因。

“有些人在吹嘘‘这篇文章花了一个亿’。你想，一篇文章花一个亿，中国的科研真的已经到了需要这样做的程度吗？”张宏说，这样的研究最终往往只是数据的累积，“并没有太多真正的科学价值”。

更让他担忧的是资源型科研的后果：越来越多的钱会流向资源型科研，真正支持年轻人做探索性研究的经费会越来越少。

张宏自己也曾面临科研资源和评价体系带来的压力，但他幸运地得到了腾讯基金会设立的新基石项目的资助。另外，由于在领域里已经有了一定的国际影响力，可以坚持去做自己认为重要的工作。但他认为，年轻人面临的困难完全不一样。

别让“帽子”绑架年轻科学家

“年轻科学家实在太艰难了。”张宏说。

张宏看到，年轻科学家承受着很多与科学本身无关的压力。他们既要面对三年、五年的考核，还会被催着问“没有‘帽子’会怎么样”。刚回国的年轻科学家，每一步都不能失策，“误了一步，可能整个职业生涯都会受到影响”。

更让他困惑的是，“帽子”已不只是职业评价的问题。工资和“帽子”挂钩，甚至孩子上学也跟“帽子”有关。“本来很纯粹的科学探索，不光绑架了利益，还把家庭都绑在了一起。”张宏说。

在这种情况下，科学家很难不焦虑，也很难不去追求“帽子”。“科学家本身对家庭就有亏欠，把‘帽子’和家庭绑在一起，很难独自清高。大的社会环境下，想让科学家一边啃着馒头，一边绝对纯粹，这很难。”

与此同时，年轻科学家还承担着大量与科研无关的事务：学生要毕业，需要有文章；出现情绪问题，导师还要花大量精力去安慰、疏导。张宏认为，这些考核制度，以及非科学判断的东西，把年轻科学家压得喘不过气来。

他给年轻人的忠告反而很简单：永远要想什么是重要的问题，不要把科研方向铺得太散，要专注一点，不要被太多东西诱惑。90%的文章可能都是可有可无的，真正值得做的是那些原创性、开创性的工作。

“中国的科研评价一定要回归科学本身。”张宏说，单纯用有没有发好论文来评价科学家，是一种非常简单粗暴的方式。

张宏尤其反对泛化的大同行评审，这种评审方式解决不了唯文章论、唯“帽子”论的问题。他发现，自从他发了那篇关于资源型科研的文章后，很多人反而不找他评审了，“可能也怕我把问题说出来”。他觉得，在他自己的研究领域，他可以判断一个问题重不重要，“是不是在胡扯或者卖概念”，但如果不是同行的论文，他很难作出这样的判断。“你让我去评审数学、物理的基金，这不是瞎扯吗？我不懂，怎么评判？”

他主张小同行评审。虽然中国是人情社会，习惯打招呼，但他认为可以想办法解决。一种方法是设置监督委员会，对评审委员会进行监督。当有人监督着做事时，人们就不会太放肆。

在张宏看来配资门户平台，中国唯论文的评价体系如果不改变，就不利于真正“从0到1”的原创性科学。要破“唯”，一定要走出固有的评价体系，要有真正能够鉴赏科学工作的人来评判。

他举了自己熟悉的自噬研究为例。诺贝尔奖得主大隅良典的两篇重要的奠基性论文，一篇发表在JCB，影响因子只有6.7；另一篇发表在FEBS Letters，影响因子只有3分左右。中国很多学校规定，博士生毕业论文的影响因子不能低于3分，甚至不能低于5分。“也就是说，大隅良典拿诺奖的论文，在中国可能都不能毕业。”

真正重要的是问题，不是论文

在采访中，张宏反复谈到一个概念：重要的问题。

在他看来，真正重要的科学问题其实并不难找。只要认真思考过，科学家其实都清楚本领域重要的科学问题有哪些。难的是不被诱惑。解决一个重要问题，需要不断读文献、思考、探索，需要花很大精力；但有些实验、课题很简单，安排下去就可以很快完成。于是，科学家很容易被这些简单的、唾手可得的小问题带偏。

但在现实中，即便想锚定重要问题，也会不断受到评价体系的牵制。比如博士生为什么一定要有文章才能毕业？张宏认为，博士阶段本来就是训练学生独立思考科学问题，并不是要用文章来证明他是否具备这个能力。

这些年，张宏越来越频繁地谈论科研之外的话题，这与他自己的经历有关。

2004年回国后，他先后在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工作。这两个研究所都给他提供了很好的科研环境和科研氛围，坚持做原创性的、卓越的科学，不追求“帽子”或名利，也很少被宏大叙事、不靠谱的东西带偏。

2016年，张宏曾受邀去斯德哥尔摩参加日本分子细胞生物学家大隅良典的诺贝尔奖颁奖典礼。整个斯德哥尔摩都沉浸在一种尊重科学的氛围里。下飞机入关时，工作人员问他：“你是来参加诺贝尔奖颁奖典礼的吗？”当时，张宏想，中国虽然有很多奖项，但很多时候还只是科学界内部的在自娱自乐，没有真正形成一种全社会尊重科学大奖的文化和氛围。

收到获得未来科学大奖的通知电话时，张宏正和太太在厨房做饭。手机响了，他以为又是牙科诊所的推销电话，一接才知道得奖了。

和国内很多需要申报的奖项不一样，未来科学大奖是预提名制，直到获奖那一刻获奖人才会知道。张宏说，未来科学大奖是中国大陆现有的最公平、公正、有公信力的奖项。他看到，这些年，未来科学大奖一直在创造一种科学文化，它能够激励年轻人投身基础科学，让他们知道，真正有价值的科学探索是会被看见、被认可的。

张宏是中科院诚信道德委员会的成员，也参与处理多起学术诚信类事件。在采访中，他谈到近期专注学术打假内容创作的一位博主。

“我能理解大众对科研生态的期盼，他们希望科学是纯洁的、诚实的，这确实是科学的本质。但需要明确，学术界还存在一些‘诚实的错误’。”张宏说。

探索性科学不是某一天突然成功的，往往要经历很多年的探索，最后在一两个月时间内总结成文章。短时间内处理大量数据，“犯一些低级错误是完全有可能的，比如把图片位置放错”。

“但这种错误不影响科学结论。”张宏说：“如果理解了这个科学逻辑，可能会有一些打假有失公允。”

在张宏看来，科学并不等于绝对真理。实验、逻辑、知识和实验装备，使科学家得出一种当下最合理的解释，这个解释可以是对的，也可以是不对的。发表出来以后，对的有人继续往下做，错的有人进行更正。科学就是这样，在不断的更正中往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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